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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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指出作诗属于“人事”的造句需加以苦吟之功，力求真、确、典、显、响，惨淡经营，忽焉得之，不可改易。正因发现其有重要的功用，故钱氏常勉励友

他指出作诗属于“人事”的造句需加以苦吟之功，力求真、确、典、显、响，惨淡经营，忽焉得之，不可改易。正因发现其有重要的功用，故钱氏常勉励友人门生以“苦吟”。他与方文均属学白中的苦吟一派。

桐城诗人重苦吟，一是受乐天的启示及学白的流弊。香山诗遭受诟病最多者是浅率俚俗，白居易可能意识到此种问题，故作诗并不一味率意，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亲见其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74)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175页。。显然，其诗是苦吟的平易，只不过这种功夫常被人忽视，故“效白体不得，将流为浅率俚俗”(75)钱良择：《唐音审体》，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为此，需以苦吟药之。二是鉴于公安派之失。公安派作诗也未尝不苦吟，袁宗道即云：“怪得新诗奇僻甚，苦吟骨削类枯禅。”又云：“再舍肉黥居易句，重捐金铸浪仙身。”(76)分别见《送王以明例贡归小竹林》《同惟长舅读唐诗有感》，《白苏斋类集》卷五，第63页。可见他很渴望像白居易及贾岛那样苦吟，然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理论指导下，三袁之诗还是走向滑易一路。桐城诗人多目睹公安派及其末流产生的不良影响，故重苦吟以救其失。

在苦吟的语境中反思方文托人绘制的“四壬子图”，则其意蕴更为显豁。研究者多由此图关注方氏与陶渊明、杜甫及白居易思想的感通(77)参见朱则杰：《方文〈四壬子图〉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孙雨晨、罗时进：《〈四壬子图〉与清代诗人图像题咏现象》，《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其实更重要的应是出于诗学理路的构想。好友王士禛于此也未能理解，他在座客前调侃方文之诗道：“陶坦率，白令老妪可解，皆不足虑；所虑杜陵老子，文峻网密，恐嵞山不免吃藤条耳。”甚至还颇为自得地记载下听众的反应——“一座绝倒”(78)王士禛：《渔洋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9页。。他割裂白居易与杜甫的联系，而方文却力图将二者贯通，故他对周亮工说：“今使世之为诗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自为一气，方足雄踞作者之坛。”(79)《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卷首，第772页。他的理想是将坦逸与沉郁顿挫打合为一，而其间的功夫，无疑就是苦吟。借用王士禛的批评术语，也即以峻密绳坦逸。且这还仅是方文诗学功夫的一步，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向陶渊明迈进，臻至自然的妙境。对于这种苦心，纪映钟与范骧可谓嵞山知音。纪氏云：“吾友嵞山氏自少言诗，立意便能坚定，独以大雅为宗，以自然为妙。一切纤巧华靡破裂字句，从不泚其笔端。垂三十年，守其学不变，而日造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范氏云：“尔止诗天真烂漫，触手成妙，近代无此诗人。观者但赏其流利圆美，不知尔止锤炼甚工，但不使人见炉钩之痕耳……彼但以流利圆美相赏者，慎勿以知诗许之。”(80)分别见纪映钟、范骧《徐杭游草题词》，《嵞山集·嵞山续集》卷首，第633页、634页。二人均注意到方诗以苦吟实现自然之妙的努力与效果。由此透视“四壬子图”，方氏的思路显而易见，即从白居易入手，经杜甫的锤炼之功，臻至陶渊明自然的境界。而潘江缺少锤炼的环节，故流于浅易；钱澄之强调的苦吟主要作为理学家格物的手段(81)参见拙撰《理学与桐城诗学》，《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又失之艰涩，他们很难将三者完美结合。与之不同，方文却有着明确的诗学路径，其诗避免潘江及其他学白学公安者之弊端，坚老纯熟，平实自然，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综上，明清之际桐城宗白诗风，是鉴于特殊时代及诗坛流弊而兴起，因此，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此种诗风也逐渐淡退，诸人之后，著名者只有张英依然对白诗兴趣浓厚，宗法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潘江、方文等人的诗学实践，拓宽了桐城诗学的路径，为后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及深刻的教训。在桐城诗派最重要的诗人姚鼐的诗学理论及创作中，诸如拟议与变化相结合的学古方法、熔铸唐宋的诗学取向、排斥性灵诗学的俚俗诗风等方面，都有着前贤的启示。因此，明清之际桐城宗白的诗风虽持续时间并不很长，其意义却不容低估。

明清之际的诗坛，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曾主盟诗坛的流派，虽仍有宗尚者，但亦遭到广泛批判。尤其是公安派及其追踪者竟陵派，其诗风竟至背负亡国的罪责；七子派的模拟之习虽不免饾饤之讥，不过作为入门之径，效法前代诗人仍是共识。其时的诗家，或尚晚唐，如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或宗杜、苏，如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他们或呼唤盛世气象，或表露遗民心曲。在此氛围中，潘江、方文、钱澄之等桐城诗人却旗帜鲜明地推崇白居易，且演化成兴盛一时的地域诗风，与诗坛主流风气大异。诗学史上，白诗虽亦有过辉煌的接受时期，但总体来说难与杜、苏等并肩。就此而言，明清之际桐城诗人推崇白诗，是值得深入考察的诗学现象。一、桐城诗学与公安派征诸文献，宗法白诗成为明清之际桐城一地诗学风尚，除潘江、方文、钱澄之外，尚有姚孙棐、祝祺、张杰及潘江之子潘仁树等(1)参见章建文《张英与清初桐城的崇白效白之风》，《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此外如方帜“诗学沉酣于浣花、履道之间”(潘江辑：《龙眠风雅续集》卷二五，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九)，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328页)、谢逸：《遣闷效长庆体》(《龙眠风雅初编》卷一四，《龙眠风雅全编》(二)，第469页)、齐维藩：《偶成效长庆体》(《龙眠风雅初编》卷四八，《龙眠风雅全编》(五)，第1918页)、方畿：《东偏书室成效长庆体》(《龙眠风雅初编》卷四九，《龙眠风雅全编》(五)，第1946页)、潘益：《岭南即事和白香山韵》(《龙眠风雅初编》卷五〇，《龙眠风雅全编》(五)，第2063页)、马孝思：《手录香山集成喜赋》(《龙眠风雅初编》卷六一，《龙眠风雅全编》(六)，第2627页)、朱延祚：《足疾效香山七言体》(《龙眠风雅续集》卷三，《龙眠风雅全编》(七)，第3039页)、李雅：《村居效白体》(《龙眠风雅续集》卷一五，《龙眠风雅全编》(八)，第3782页)等，可以看出诸人对白诗的推崇。。且这股风气还延续到康熙朝，代表人物有张英、戴名世等。倪荫南题祝祺《山如集》云：“吾乡诗人何累累，凤跃龙翔不一体。近日流风宗乐天，往时沉郁追子美。”(2)徐璈：《桐旧集》卷三八，丁卯(1927)九月原刻本影印。从此前独宗杜甫，到兼尚白居易，可以看出风会之变。而领风气之先者，应推潘江、方文。考潘江宗白的年代，据其自道云：“先是，壬辰、癸巳之交，余倡为长庆体。”(3)《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如果其言属实，那么自顺治九年壬辰始，潘江提倡元白长庆体诗。他向同乡好友方文、陈式、方里及许来惠诸人倡言这一主张。是年秋，方文归里，潘江招其与陈式论诗，方文《潘蜀藻招同陈二如夜集有赠》云：“吾乡诗学自纷纭，古义深求在两君。注就杜陵真一绝(二如注杜诗甚精)，吟成白傅浑无分(蜀藻学长庆体最肖)。”(4)方文：《嵞山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95页。次年方氏又同从弟方里应潘江之邀谈白居易诗，其《秋日归里饮潘蜀藻茅堂谈香山诗甚快有赠并示从弟井公》云：“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沉酣白乐天。”(5)方文：《嵞山集》卷一〇，第473页。又考许来惠《木厓诗集序》云：犹忆廿年前，蜀藻翻阅唐人篇什，一日谓余与嵞山方子曰：“长庆如元微之、白乐天舒写性灵，钧陶物类，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人所欲言，极有唐诗人之变化，不可以洗近日词家之饾饤、窠臼乎？”时嵞山与余亟是其言。(6)许来惠：《木厓诗集序》，《木厓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6页。许氏之序作于康熙十五年，所言二十年前即顺治十三年前后，与潘江所云时间接近。则潘氏提倡长庆体，非一时一次，且多向同乡方文、许来惠诸人道及。其实在此之前，潘江早已瓣香白诗。张英《木厓集序》云：“蜀藻诗少宗少陵，中年沉酣于香山。”(7)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册《笃素堂文集》卷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4页。此语不确，潘氏自少即好乐天诗，其自道云：“吾爱白傅诗，闲淡有高致。本不好艰深，亦不求工致。唯取口头言，写我心中事。所以历少壮，至老无更易。”(8)潘江：《偶吟白诗柬许绥人》，《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6页。他对白诗的兴趣，自少年时代就已萌生。同样，方文在四十岁生日诗中也已表露出对白诗的酷爱，《初度书怀》其二云：“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9)方文：《嵞山集》卷一，第58页。方氏四十正当顺治八年，他酷嗜白诗，当更在此前。可以看出，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为代表的桐城诗人不仅私下喜好白诗，且在同道之间广为提倡，从而酝酿出一股诗学风气。此际桐城诗人不仅嗜好乐天诗，亦喜陶诗，因为白居易就“夙慕陶渊明为人”(《访陶公旧宅序》)。再加宗杜是其地一贯的传统，因而形成陶、杜、白兼宗的风尚，如潘江“所嗜在长庆，其源自少陵……更思栗里翁，白社得师承”(10)赵襄国：《潘木厓招同吴无斋、恂庵两先生，陈问斋、左霜鹤、陈越楼、刘西麓、左橘亭诸子拈“大征”二字》其二，《龙眠风雅续集》卷一八，《龙眠风雅全编》(八)，第3927～3928页。，即认为白诗近源于杜甫，远源在陶渊明。方文曾托人画“四壬子图”，以陶渊明居中，次杜甫，又次白居易，己则佝偻于三人之前。再如康熙年间诸生光标，“为诗有年矣，于古人性之所近，曰渊明，曰香山，曰放翁”(11)徐璈：《桐旧集》卷三三，丁卯(1927)九月原刻本影印。。他们将白居易看作陶渊明的继承者，因而在宗白的同时，也表现出对陶诗的浓厚兴趣。桐城诗人的宗白倾向，与公安派比较接近，尤其是袁宗道，其所居之室，必以白苏名，见出对香山与东坡的尊崇。袁宏道亦视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雁行”(12)袁宏道：《冯琢庵师》，袁宏道撰、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校笺》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80页。。不过在白、苏之间，袁宗道及公安派又更倾向于前者，正如小修所云：“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辈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13)袁中道：《白苏斋记》，袁中道撰、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4页。同时，袁宗道对陶渊明也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他虽说过“为白非所望，为陶谅难堪”，然而最终的旨趣则是“揣分得所处，将处陶白间”(14)袁宗道：《咏怀》，袁宗道撰、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页。。这种推崇，不仅仅在于两位先贤的生活态度，诗风也是他们心摹手追的所在。桐城邻近公安，两地均宗白居易，其间是否有联系呢？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二者之间有比较密切的诗学及学术交往。明末桐城吴应宾、吴用先叔侄同袁宗道的情谊最值得关注。吴应宾与袁宗道俱为万历十四年进士，同入庶常馆，散馆又俱授编修。二人曾就六根、六尘虚妄的问题有过讨论(15)袁宗道：《答编修吴尚之》，《白苏斋类集》卷一五，第202页；又：“吴尚之问：‘六尘虚妄，我知之矣，奈此目前山河大地何？’余曰：‘楞严经云：根尘同源。子知六尘之虚妄，而不知六根之虚妄，何也？’”《白苏斋类集》卷二一，第300页。；吴应宾归桐城时，袁宗道作诗赠之，道及此事云：“与君三载游燕市，方内共结烟霞侣。清夜焚香礼法王，临风挥麈谈玄理。君今拂衣归皖城，伊人遥在江水滨。一片素心向谁吐，三车疑义向谁论。”(16)袁宗道：《送吴尚之太史谒告归桐城》，《白苏斋类集》卷一，第2页。共同的兴趣激发二人产生默契的友情。吴用先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大概由于叔辈的原因，及对净土宗的膜拜，他与袁宗道亦情投意合，当吴氏归乡时，后者亦作诗送之，诗云：“都中与子别，携手复何时。匹马从兹去，双鱼慰所思。微风动宝树，朗月映花池。此地终同往，何当怨远离。”(17)袁宗道：《送吴体中归皖城，体中与余有净土之约，故诗中及之》，《白苏斋类集》卷三，第21页。其中可以见出他们深厚的情感。袁氏京中之室亦名“白苏”，则其诗学趣味为他人所熟知。桐城人士出于地域的自豪感而云袁氏兄弟“不能不以大雅尊”吴应宾(18)陈焯：《龙眠风雅序》，《龙眠风雅全编》(一)卷首，第7页。，其实二吴之诗有近于平易浅近一路者，如吴应宾《春日过体中城南素业登山子八首》其一云：“不浅登临兴，能寻丘壑盟。买山将入社，呼石与安名。窦引深深入，云扶恰恰行。清言谁举似？花下一声莺。”吴用先《秋影亭》云：“金风下一叶，月光不可扫。幽亭堪据梧，闲云过飞鸟。”(19)分别见《龙眠风雅初编》卷八、卷九，《龙眠风雅全编》(一)，第268页、305页。以散句入诗，明白如话，风格近于白诗，同里姚康称吴应宾为“赤壁舟中苏学士，香山社里白尚书”(20)姚康：《祝吴客卿先生六十》，《龙眠风雅初编》卷二六，《龙眠风雅全编》(三)，第952页。，以白、苏二人拟之，不难发现其性情及诗风与公安派的契合。就姻亲关系而论，潘江之母为吴应宾从孙女，“高节博学”，著《松声阁集》等，“故先生之学，亦得于母教为多”，且吴应宾对潘氏之诗“尤啧啧异之”(21)《木厓先生传》，《木厓文集》卷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622页。。潘江编《龙眠风雅初编》卷八收应宾诗七十余题一百余首，卷九收吴用先诗二十九题三十二首，可以见出其对外家的推崇之意。同样，桐城方、吴二氏亦有姻亲关系，方大任之子善庆娶吴应宾之侄道观之女(22)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也许正是在吴氏的影响下，桐城诗人于明末诗坛，时有批判七子派及竟陵派之言，潘江与方直之论诗时说：“钟谭固为非，王李未能是。”(23)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一，《木厓集》卷四，第44页。但对遭受非议的公安派，却有袒护之嫌，方以智所云“徐袁换爪搔疴痒，竟陵寒瘦骄糠粃”(24)方以智：《与姜如须论诗》，《龙眠风雅初编》卷四三，《龙眠风雅全编》(四)，第1692页。，相比之下，不免有扬公安抑竟陵之意。同时，他们论诗并不避忌“性灵”一词，也可窥出诗学渊源的些许端倪。不过，即使桐城宗白诗风源于公安派，二者间的价值取向及诗风选取仍有根本的不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桐城诗人崇白别有一番用心。二、从自适向讽喻白居易的生活情趣与袁氏兄弟提倡的性灵相合。袁中道云其长兄以白苏名斋，是“惟其似之，是以好之”，其似者有五，一是“温良重厚，胸中无半毫鳞甲”，与前贤“心同”；二是“赋性梗介，泊然自守”，与前贤“操同”；三是“爱念光景，耽情水石”，与前贤“趣同”；四是“操笔便有新意……诗律之脱而当，文字之简而有致”，与前贤“才同”；五是“宰官之身，皆契无生之理”，与前贤“学同”(25)袁中道：《白苏斋记》，《珂雪斋集》卷一二，第533页。。此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于白居易所奉行的自适的生活态度与情调吸引三袁。袁宗道内心充斥着重重矛盾，正如其咏怀诗中真实流露的那样，他“爱闲亦爱官，讳讥又讳钱。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由此导致“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的苦闷(26)袁宗道：《咏怀效白》，《白苏斋类集》卷一，第6页。。显然，他徘徊在居官与归隐、自然性情与社会理性、性命享乐与生死忧惧之间不能自拔(27)易闻晓对袁宗道的矛盾思想有所分析，可参看。见其《公安派的文化阐释》第二章“袁宗道：公安派的全面定性”的相关论述，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81～100页。，恰恰是白居易的生活方式为其提供解脱的依据。故而他津津乐道于白氏官至二品，罢官亦“有粟千斛，有太湖石、华亭鹤、折腰菱等物”；所居“据东都之胜，花鸟鱼池，仿佛蓬、瀛”；身体素健，家伎樊素、小蛮，“能舞霓裳”，晚年“尚能留樊素及驼马”；且有元稹、刘禹锡诸好友相与酬唱(28)袁宗道：《寄三弟》，《白苏斋类集》卷一六，第229～230页。。总之，处在矛盾痛苦之中的袁宗道遍寻古人，发现与白居易最为合拍。白氏何尝无袁氏之类的苦闷，他亦饱含“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的困惑，不愿大隐于太嚣喧的“朝市”，也不愿小隐于太冷落的“丘樊”，因此选择中隐，“隐在留司官”，由此带来诸种便利：“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29)白居易：《中隐》，《白居易集》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90页。而此种自适的人生态度，不仅能在危难之中保全性命，且可以实现人生的享乐。这无疑正是袁宗道及其同胞兄弟共同的追求，他们对苏轼的仰慕，也是出于此点。桐城诗人宗白，固然难以完全免除乐天及袁氏“自适”生活情调的痕迹，但处在易代之际，此种情调已缺乏社会基础，且他们在理学的主导下，于诗歌之情有严格的限制，如钱澄之云：“诗也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准礼义以为情，则情必本诸性。”(30)钱澄之：《叶井叔诗序》，《田间文集》卷一四，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58～259页。显然，此与公安派所言之情大相径庭，而且很有可能是针对公安派之性灵说而发。同是闲适、感伤之作，桐城诗人与公安派的阅读感受截然不同，正如潘江诗中所云：“读其感伤诗，可以助悲酸。读其闲适诗，可以释忧患。”感伤与闲适之诗，本是富贵闲人的生活情趣体现，却成了桐城诗人助悲释忧的有效工具，而非全力追踪的对象。由此，最能得到桐城诗人青睐的，则是白氏“可以励薄顽”的讽喻诗(31)潘江：《有假予白诗未还者索得之喜成三十韵》，《木厓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8页。。方文与潘江在此有着共同的旨趣。方氏之宗杜与白，在于二者之间有根本的相通之处，即俱是《诗经》及汉乐府的最佳继承者。周亮工记其言云：余闻尔止之言曰：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32)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西江游草》卷首，第771～772页。他强调自《诗经》之后，屈宋之骚、汉人乐府、杜甫旧题乐府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即“指事属词，微言托讽”，而白居易正是这种创作理念的继承者。与此相似，乡人陈焯为潘江诗集作序时也重在其所秉承的讽喻精神：蜀藻家食优游，益得肆力于篇什。以为忧时闵时，感物缘情，神明乎骚歌、乐府，而善行其谲谏者，独白少傅《秦中吟》讽喻诗近风人之旨，故铺陈刻画，痛快淋漓，往往似之。世或奉为“长庆体”，弗辞也。(33)陈焯：《木厓诗集序》，《木厓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页。此中虽未提及杜甫，但对白氏的肯定与推崇，亦在于其诗能发挥“善行谲谏”因而近于“风人之旨”的创作传统，楚骚及历代乐府民歌也在其肯定之中。在其教诲之下，其子潘仁树亦是“最爱《秦中吟》，谲谏托讽喻”，原因就在于此诗“深得风人旨，足砭雕虫痼”(34)潘仁树：《读白氏长庆集》，《龙眠风雅续集》卷五，《龙眠风雅全编》(七)，第3206～3207页。。几位白诗提倡者的观点高度一致。易代之际，桐城诗人或投身抗清，或流离奔走，接触到当时悲惨的社会现实，他们以诗歌抒发所见所感，哀叹民生与亡国之痛，在此情势下，选择白诗，自然不会偏重于其闲适、感伤，而是倾向于其讽喻之作。不仅理论上大力提倡，创作中也践行此种言论。尤其是潘江，《木厓集》卷一继开篇赋体之后为“风雅体”，也即效法《诗经》之作，这类诗以题下小序揭示题旨，如首篇《翩彼飞鸟》小序云：“思父也。”又《彼菀》小序云：“哀王母也。”除此类悼念亲人之作外，亦有感叹时事者，如《赫赫元戎》乃“美李中丞也”，《昊天》“忧旱也”，《正月》“忧乱也”(35)潘江：《木厓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13～15页。。诗以四言为主，遣词造句乃至通篇神韵极似《诗经》。卷二、卷三为乐府，分别模仿古歌辞、梁鼓角横吹曲、相和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吴声歌曲、子夜四时歌、神弦歌、西曲歌、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等，举凡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乐府民歌模拟殆遍。《木厓集》卷三的后半部分，还有一类“乐府变体”。王世贞于嘉靖末“尝备皂衣西省，故时时闻北来事，意不能自已。偶有所纪，被之古声，以附于寺人、漆妇之末”，他将这组诗命名为“乐府变”(36)王世贞：《乐府变》小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并引发了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不过这股运动所宗者为杜甫“即使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态度，由于七子派对天宝而下之诗与诗人怀有偏见，王世贞及其后学于元稹、白居易有意回避(37)关于晚明至清初的“乐府变运动”的研究，可参考叶晔《“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文史哲》2019年第1期。。潘江此类诗以“变体”为名，亦从属于这一运动，不过与主流不同的是，他仿效的是白居易的新题乐府。与白诗相似，这类诗题下标有小序，揭示创作背景及主旨，其中《桐山谣》二十首，为赞美邑令吴仲昭所作，据小序，分别称道其禁火耗、通商、禁关节、调御官兵、讼狱无滞、平赋役、征税便民、励风化、新学宫、革积困、虔祷辄应、驿马不病民、无滥罚、劝民垦荒、为民免租、严行保甲、作人、饬吏及赈贫疾等，其渊源乃在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篇。就中亦有如《七德舞》之“美拨乱陈王业”、《法曲》之“美列圣正华声”、《城盐州》之“美圣谟而诮边将”、《道州民》之“美贤臣遇明主”、《骊宫高》之“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牡丹芳》之“美天子忧农”等作(38)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第52～53页。，潘江虽未创作刺、戒等主题的新题乐府，但其美刺精神与乐天《新乐府》相符。又有《济上吟》八首，其序云：“予以庚子秋入济幕，闻见之间有足感者，因效白少傅《秦中吟》为诗纪之。”(39)潘江：《木厓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59页。直接点明仿效的对象。比照白居易序《新乐府》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40)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第30页。不难发现，从诗序到创作精神，均承乐天讽喻诗而来。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4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而桐城诗人学白，正如白之学杜。王潢云方文《北游草》：“熔铸经史，取其精液，即景以会情，因事以达意，故不必艰深险涩……要自成尔止一家之诗。然与香山异曲同工，埙唱而篪和矣。”(42)《嵞山集·嵞山续集·北游草》卷首，第539～540页。李明睿论文主序事，在他看来，陶、谢、王、孟、钱、刘、元、白、郊、岛诸人之诗，“议论中有非序事者乎”？而方文之诗，一言以蔽之曰“妙于序事而已”(43)《嵞山集·嵞山续集·徐杭游草》卷首，第626～627页。。方氏此集所收并非全是讽喻诗，不过诸人敏锐地发觉其创作精神及叙事手法的渊源所自。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与倾心描写，是此时桐城与公安派宗白的根本差异。三、学古典范的树立明清之际，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及拟古诗风在诗坛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弊端也遭到时人的批判。桐城一地亦是如此。潘江提倡白居易乃至长庆体的契机，乃在于矫正里人“效王、李则患郛郭”之病(44)《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对于七子派尤其是前七子，他并不一概否定，而是视他们为传统诗学的继承者。《与方直之论诗》其一云：雅音不可闻，狂澜伊谁砥。煌煌三百篇，汉魏继余晷。下视齐与梁，有如繁星尔。陶公振靡趋，杜老研微旨。沿至成弘间，信阳差可拟。北地洵沉雄，其质近于俚。玄风渺难攀，嗣徽唯王李。奈何后来人，翩然饰容止。钟谭固为非，王李未能是。所以畅微言，努力追正始。悠悠四海云，斯道在吾里。(45)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一，《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他将何景明置于陶渊明及杜甫之后，推为“雅音”在唐代以后的继承者；于李梦阳，虽不满其质而近俚的诗风，但对其“沉雄”之气概亦表现出赞赏之意。也就是说，潘氏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并不反感，认同拟古是作诗的必要之途。正因如此，效法李、何者得到他的肯定，他在上诗其二中又说：“汝叔更老成，出入何与李。”(46)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二，《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方其义之叔中有诗名者当为方文，在潘江看来，方文之所以能更老成，是因为其诗得益于前七子的两位领袖。同样，吴德操“上薄曹、刘，下蹑何、李”之作，潘氏赞为“有牢笼今古之概”；叶士瑛诗“力摹初、盛，不袭郊、岛”，吴道约诗“沉博绝丽，规模汉、唐”(47)分别见《龙眠风雅初编》卷三九、二八、三六，《龙眠风雅全编》(四)(三)，第1523页、1038页、1401页。，他都毫不吝啬地予以赞美。然而对于后七子，尤其是王世贞与李攀龙，潘江则持否定态度，二人虽是前七子的“嗣徽”者，但其“翩然饰容止”的模拟之风却令他反感。后七子的“郛郭”在于模拟古人过于看重外在，忽视根本。而里中诗人效法王、李，不免也有此种弊病。诚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李、何的拟古，但相比于王、李，更认同前者。为救治拟古之病，甚至李、何也不是最理想的榜样，他们将白居易树立为学古的典范。潘江曾与许来惠、方文等云：“长庆如元微之、白乐天，舒写性灵，钧陶物类，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人所欲言，极有唐诗人之变化，不可以洗近日词家之饾饤窠臼乎？”(48)许来惠：《木厓诗集序》，《木厓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6页。可见他们提倡乐天及长庆体诗，意在力挽拟古的“郛郭”或“饾饤窠臼”之陋。白居易学杜甫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学古法则。首先，桐城诗人认为，白居易与元稹俱仰慕杜甫，并非谬附。潘江云：“香山入蜀，望浣花里而祀之；元微之亦云：‘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则元、白意中，何尝不好杜？抑何尝袭杜哉。今人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乌知其异世同揆也。”(49)潘江：《读白香山诗十韵序》，《木厓集》卷二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25页。潘氏所云“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之“今人”具体指谁虽不可考，但其时定有一种观点割裂元、白与杜甫之间的联系。对于此种观点，桐城诗人无疑是批判的，他们以元白的实际行动，力证二人好杜是出于真心，而非虚情。其次，桐城诗人并不赞同白劣于杜论。此前诗史盛行杜优白劣论，苏辙云：“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50)《诗病五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9页。张戒的观点更为鲜明：“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5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7页。均褒杜而贬白。对于此类观点，方文甚为反感，他曾语周亮工云：“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独步，非香山所可几，岂足为通论乎！”在他看来，杜、白二人虽气格、声律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52)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西江游草》卷首，第772页。因此不能从表面上来比较杜白之优劣，而一旦深入到内在，则二家实异世而同揆，异辙而合轨。最后，白居易好杜学杜，然诗风与杜甫差异甚大，甚至是两种不同的风貌，而这正是桐城诗人所追求的复古之途。潘江云：白香山善学杜者也，杜词宛而白过直，杜意蓄而白过尽，杜用事隐约而白过分明。或疑学杜之过，然不如是不足见香山之杜，以为必似杜之宛之蓄之隐约，则有似有不似，有小似有大不似矣……元学杜而白学杜胜之，白学陶而其学杜胜之。予尝谓香山学杜类狂，北地学杜类狷，今诗家则杜之乡愿而已，恶其似也。秋斋萧远，朗咏连旬，爱其冲鬯明快，意到笔随，不似今人点窜故实，蒙昧性灵，虽于杜微有不及，而吾即取其宁直宁尽宁分明，不屑屑似杜为工，则犹广陵散之未绝耳。爰举其大意质我同心，无智出鸡林国相下也。(53)潘江：《读白香山诗十韵序》，《木厓集》卷二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25～226页。他认为白居易与他人不同在于，白氏学杜近“狂”，一意进取而不受束缚。他人学杜，高者近“狷”，尚有所不为；下者乃“乡愿”，求似反近于伪。乐天学杜，并不追求杜之婉、蓄、隐约，而是直、尽、分明，这种“冲鬯明快，意随笔到”的风貌，乃“极有唐诗人之变化”的结果。真正的复古是在模拟中求变，乃至与效法的对象在外观上完全不似。此前的诗人与评论家，多注重白与杜之异，而少关注其同，此种状况至清代发生变化。如康熙间人杜诏即云二人“忧乐不同，而天真烂漫未尝不同也；难易不一，而沉着痛快未尝不一也”(54)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例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采山亭刻本。；《唐宋诗醇》云：“(白诗)源亦出于杜甫……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55)《御选唐宋诗醇》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48册，第405页。沈德潜亦云其“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5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三，第105页。。而高澍然的观点与潘江极为相近，他说：“乐天取源之地何也？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疏达，视杜之沉郁不类，要其性厚而气舒，体博而完固，何一非出于杜？其视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谓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兹所以为唐一大宗欤？”(57)高澍然：《种竹山房诗稿序》，《抑快轩文集》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9辑，第883册。评论家关注白与杜异中之同，一致认同二者渊源相承，其似在神而不在貌，故能成就白氏的诗史地位。我们很难说清人的观点是受到潘江的启发，但桐城诗人对杜与白诗学关系的探讨之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潘江等桐城诗人在白居易诗学实践中提炼出复古而求变的主张，体现出糅合七子派与公安派诗学之长的变通思想。七子派尤其是李梦阳与何景明之复古并非不主变，前者有云：“积久而用成，变化叵测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终异，异而未尝不同也。”(58)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570页。后者亦强调“拟议以成其变化”的学古原则(59)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7册，第291页。，有所变化是其复古的目标。同时，公安派主变，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然亦未尝不重复，袁宏道也曾说过“复古是已”(60)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第710页。之类的话，白居易、苏轼正是他们学习的榜样。然七子派虽重变，而实际创作仍在复；公安派虽不废复，然实际创作仍主变。前者虽继承了传统诗学的格调之高与意境之美，然字拟句模而缺少个性；后者虽别开生面，却破坏了诗歌固有的含蓄之美，流于鄙俚。桐城诗人鉴于两派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弊端，力求融合二者，取两派之长而力避其短，将复古与新变相结合，在不似中求似，学古人之精神，而非袭古人之面貌。在古代诗人中，他们发现白居易学杜甫正是秉持此种方式，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潘江与方文等提倡的学古之法，也为桐城后学所继承。姚鼐论诗先求似再求化，他说：“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只有“专模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61)姚鼐：《与伯昂从侄孙》，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卷八，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显然这是对乡梓先辈理论的改进。四、苦吟的平易桐城诗人学白，可以分为三类。钱澄之作为当事人，对此有清晰的记载：是时，蜀藻与方尔止学为白香山诗，因见予之诗间有似于香山者，而好焉。予之于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绘者之可为，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间有似也。而蜀藻之为香山，亦时出入于钱、刘之间，其论诗多与予合。故与尔止同学香山，而吾乡独以香山名尔止。且尔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经累日构思，模拟刻画，久而后近之。蜀藻之诗，多得诸应酬纷沓之余，或即席唱和，或酒罢挑灯，率援笔而成，而亦无不似者，则其才不可及也。(62)钱澄之：《潘蜀藻诗序》，《田间文集》卷一四，第269页。钱澄之论诗主性情，故鄙弃藻绘，力求真率，其诗无意学白而风貌近之，此是第一类；潘江作诗“援笔而成”，仿效白之学杜，在不似中求似，此是第二类；方文之为香山，则经累日苦吟而后近之，此是第三类。三者宗白的取向一致，只是途径有所不同，而经过各自的诗学实践之后，又走上不同的道路。潘江首倡长庆体，除涤荡乡人效王、李而患“郛郭”之病外，还在于矫正“学竟陵则近寒瘦”的衰颓之风(63)《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桐城之学竟陵，导源于张秉文，他曾与钟惺等相唱和，其“清逸幽远”的诗风(64)《龙眠风雅初编》卷一五，《龙眠风雅全编》(二)，第497页。，与钟惺“诗为清物”的诗学主张及竟陵派“深幽孤峭”的审美追求极为合拍(65)分别见钟惺《简远堂近诗序》，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9～250页。。张氏作为抗清而死的官员兼诗人，自然得到桐城后学的景仰，故效其宗尚竟陵派者亦复有人，如姚孙森诗，“初学竟陵”(66)《龙眠风雅初编》卷四五，《龙眠风雅全编》(四)，第1787页。又，钱澄之《姚珠树诗引》云：“公诗初学竟陵，喜刻露。”见《田间文集》卷一六，第296页。。然正如钱谦益所言，钟、谭等人“以凄声寒魄为致”，呈“鬼趣”“兵象”(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1页。。桐城诗人学竟陵派，亦难以避免“寒瘦”的弊病。为矫正此种风气，潘江以白氏平易诗风救之。可一弊未革，一弊又生。竟陵派原是鉴于公安派“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的习气，方提倡“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审美旨趣(68)钟惺：《古诗归序》，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第351页。；而潘江以长庆体挽救学竟陵者之失，结果又走上了公安派的老路，他自云未料到其流弊至于“浅率”，“如打油、钉铰之类”，只好再次纠偏，“继取韩昌黎诘屈聱牙之体而优孟之”(69)《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很显然，潘江未能汲取公安派创作的教训，其援笔而成的宗白诗风以失败而告终。相比之下，方文的苦吟带来了创作的成功。潘江述其作诗状态云：“其为诗，陶冶性灵，流连物态，不屑为章句绘之学。间有径率之句，颇为承学口实，然尔止实苦吟，含咀宫商，日锻月炼，凡人所轻忽视之者，皆其呕心刻腑而出之者也。”(70)《龙眠风雅初编》卷三三，《龙眠风雅全编》(三)，第1233页。方氏本人在诗中吟咏此种状态云：“吟声切切似秋虫，每到秋来吟更工。最是夜深人静后，满阶槐影月明中。”(71)《嵞山集·嵞山续集·鲁游草》，第755页。他还常用“苦吟”夸赞友人对作诗的投入。同时，钱澄之作诗也重苦吟，他由切身体验感受到，“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72)钱澄之：《陈官仪诗说》，《田间文集》卷八，第149页。，并且从理论上揭示“诗贵苦吟”的必要：为诗者，有天事焉，有人事焉。若夫性情、气韵、声调之间，皆天之为也，不可强也。至于谋篇、造句，则人事之所由尽矣。夫篇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起结开合，变化无端，顿挫抑扬，自然节奏，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不可以有意为也。唯造句，则心欲细而功欲苦，是以诗贵于苦吟也。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期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许也。于是惨淡经营，索之久而不得，而置之，而此一字忽然现前，乃真不可易矣。(73)钱澄之：《诗说赠魏丹石》，《田间文集》卷八，第148页。他指出作诗属于“人事”的造句需加以苦吟之功，力求真、确、典、显、响，惨淡经营，忽焉得之，不可改易。正因发现其有重要的功用，故钱氏常勉励友人门生以“苦吟”。他与方文均属学白中的苦吟一派。桐城诗人重苦吟，一是受乐天的启示及学白的流弊。香山诗遭受诟病最多者是浅率俚俗，白居易可能意识到此种问题，故作诗并不一味率意，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亲见其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74)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175页。。显然，其诗是苦吟的平易，只不过这种功夫常被人忽视，故“效白体不得，将流为浅率俚俗”(75)钱良择：《唐音审体》，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为此，需以苦吟药之。二是鉴于公安派之失。公安派作诗也未尝不苦吟，袁宗道即云：“怪得新诗奇僻甚，苦吟骨削类枯禅。”又云：“再舍肉黥居易句，重捐金铸浪仙身。”(76)分别见《送王以明例贡归小竹林》《同惟长舅读唐诗有感》，《白苏斋类集》卷五，第63页。可见他很渴望像白居易及贾岛那样苦吟，然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理论指导下，三袁之诗还是走向滑易一路。桐城诗人多目睹公安派及其末流产生的不良影响，故重苦吟以救其失。在苦吟的语境中反思方文托人绘制的“四壬子图”，则其意蕴更为显豁。研究者多由此图关注方氏与陶渊明、杜甫及白居易思想的感通(77)参见朱则杰：《方文〈四壬子图〉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孙雨晨、罗时进：《〈四壬子图〉与清代诗人图像题咏现象》，《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其实更重要的应是出于诗学理路的构想。好友王士禛于此也未能理解，他在座客前调侃方文之诗道：“陶坦率，白令老妪可解，皆不足虑；所虑杜陵老子，文峻网密，恐嵞山不免吃藤条耳。”甚至还颇为自得地记载下听众的反应——“一座绝倒”(78)王士禛：《渔洋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9页。。他割裂白居易与杜甫的联系，而方文却力图将二者贯通，故他对周亮工说：“今使世之为诗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自为一气，方足雄踞作者之坛。”(79)《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卷首，第772页。他的理想是将坦逸与沉郁顿挫打合为一，而其间的功夫，无疑就是苦吟。借用王士禛的批评术语，也即以峻密绳坦逸。且这还仅是方文诗学功夫的一步，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向陶渊明迈进，臻至自然的妙境。对于这种苦心，纪映钟与范骧可谓嵞山知音。纪氏云：“吾友嵞山氏自少言诗，立意便能坚定，独以大雅为宗，以自然为妙。一切纤巧华靡破裂字句，从不泚其笔端。垂三十年，守其学不变，而日造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范氏云：“尔止诗天真烂漫，触手成妙，近代无此诗人。观者但赏其流利圆美，不知尔止锤炼甚工，但不使人见炉钩之痕耳……彼但以流利圆美相赏者，慎勿以知诗许之。”(80)分别见纪映钟、范骧《徐杭游草题词》，《嵞山集·嵞山续集》卷首，第633页、634页。二人均注意到方诗以苦吟实现自然之妙的努力与效果。由此透视“四壬子图”，方氏的思路显而易见，即从白居易入手，经杜甫的锤炼之功，臻至陶渊明自然的境界。而潘江缺少锤炼的环节，故流于浅易；钱澄之强调的苦吟主要作为理学家格物的手段(81)参见拙撰《理学与桐城诗学》，《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又失之艰涩，他们很难将三者完美结合。与之不同，方文却有着明确的诗学路径，其诗避免潘江及其他学白学公安者之弊端，坚老纯熟，平实自然，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综上，明清之际桐城宗白诗风，是鉴于特殊时代及诗坛流弊而兴起，因此，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此种诗风也逐渐淡退，诸人之后，著名者只有张英依然对白诗兴趣浓厚，宗法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潘江、方文等人的诗学实践，拓宽了桐城诗学的路径，为后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及深刻的教训。在桐城诗派最重要的诗人姚鼐的诗学理论及创作中，诸如拟议与变化相结合的学古方法、熔铸唐宋的诗学取向、排斥性灵诗学的俚俗诗风等方面，都有着前贤的启示。因此，明清之际桐城宗白的诗风虽持续时间并不很长，其意义却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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