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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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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白居易好杜学杜，然诗风与杜甫差异甚大，甚至是两种不同的风貌，而这正是桐城诗人所追求的复古之途。潘江云：

白香山善学杜者也，杜词宛而白过直，杜意蓄而白过尽，杜用事隐约而白过分明。或疑学杜之过，然不如是不足见香山之杜，以为必似杜之宛之蓄之隐约，则有似有不似，有小似有大不似矣……元学杜而白学杜胜之，白学陶而其学杜胜之。予尝谓香山学杜类狂，北地学杜类狷，今诗家则杜之乡愿而已，恶其似也。秋斋萧远，朗咏连旬，爱其冲鬯明快，意到笔随，不似今人点窜故实，蒙昧性灵，虽于杜微有不及，而吾即取其宁直宁尽宁分明，不屑屑似杜为工，则犹广陵散之未绝耳。爰举其大意质我同心，无智出鸡林国相下也。(53)潘江：《读白香山诗十韵序》，《木厓集》卷二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25～226页。

他认为白居易与他人不同在于，白氏学杜近“狂”，一意进取而不受束缚。他人学杜，高者近“狷”，尚有所不为；下者乃“乡愿”，求似反近于伪。乐天学杜，并不追求杜之婉、蓄、隐约，而是直、尽、分明，这种“冲鬯明快，意随笔到”的风貌，乃“极有唐诗人之变化”的结果。真正的复古是在模拟中求变，乃至与效法的对象在外观上完全不似。

此前的诗人与评论家，多注重白与杜之异，而少关注其同，此种状况至清代发生变化。如康熙间人杜诏即云二人“忧乐不同，而天真烂漫未尝不同也；难易不一，而沉着痛快未尝不一也”(54)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例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采山亭刻本。；《唐宋诗醇》云：“(白诗)源亦出于杜甫……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55)《御选唐宋诗醇》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48册，第405页。沈德潜亦云其“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5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三，第105页。。而高澍然的观点与潘江极为相近，他说：“乐天取源之地何也？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疏达，视杜之沉郁不类，要其性厚而气舒，体博而完固，何一非出于杜？其视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谓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兹所以为唐一大宗欤？”(57)高澍然：《种竹山房诗稿序》，《抑快轩文集》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9辑，第883册。评论家关注白与杜异中之同，一致认同二者渊源相承，其似在神而不在貌，故能成就白氏的诗史地位。我们很难说清人的观点是受到潘江的启发，但桐城诗人对杜与白诗学关系的探讨之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

潘江等桐城诗人在白居易诗学实践中提炼出复古而求变的主张，体现出糅合七子派与公安派诗学之长的变通思想。七子派尤其是李梦阳与何景明之复古并非不主变，前者有云：“积久而用成，变化叵测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终异，异而未尝不同也。”(58)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集》卷六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570页。后者亦强调“拟议以成其变化”的学古原则(59)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7册，第291页。，有所变化是其复古的目标。同时，公安派主变，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然亦未尝不重复，袁宏道也曾说过“复古是已”(60)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第710页。之类的话，白居易、苏轼正是他们学习的榜样。然七子派虽重变，而实际创作仍在复；公安派虽不废复，然实际创作仍主变。前者虽继承了传统诗学的格调之高与意境之美，然字拟句模而缺少个性；后者虽别开生面，却破坏了诗歌固有的含蓄之美，流于鄙俚。桐城诗人鉴于两派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弊端，力求融合二者，取两派之长而力避其短，将复古与新变相结合，在不似中求似，学古人之精神，而非袭古人之面貌。在古代诗人中，他们发现白居易学杜甫正是秉持此种方式，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潘江与方文等提倡的学古之法，也为桐城后学所继承。姚鼐论诗先求似再求化，他说：“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只有“专模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61)姚鼐：《与伯昂从侄孙》，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卷八，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显然这是对乡梓先辈理论的改进。

四、苦吟的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