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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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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诗人学白，可以分为三类。钱澄之作为当事人，对此有清晰的记载：

是时，蜀藻与方尔止学为白香山诗，因见予之诗间有似于香山者，而好焉。予之于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绘者之可为，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间有似也。而蜀藻之为香山，亦时出入于钱、刘之间，其论诗多与予合。故与尔止同学香山，而吾乡独以香山名尔止。且尔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经累日构思，模拟刻画，久而后近之。蜀藻之诗，多得诸应酬纷沓之余，或即席唱和，或酒罢挑灯，率援笔而成，而亦无不似者，则其才不可及也。(62)钱澄之：《潘蜀藻诗序》，《田间文集》卷一四，第269页。

钱澄之论诗主性情，故鄙弃藻绘，力求真率，其诗无意学白而风貌近之，此是第一类；潘江作诗“援笔而成”，仿效白之学杜，在不似中求似，此是第二类；方文之为香山，则经累日苦吟而后近之，此是第三类。三者宗白的取向一致，只是途径有所不同，而经过各自的诗学实践之后，又走上不同的道路。

潘江首倡长庆体，除涤荡乡人效王、李而患“郛郭”之病外，还在于矫正“学竟陵则近寒瘦”的衰颓之风(63)《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桐城之学竟陵，导源于张秉文，他曾与钟惺等相唱和，其“清逸幽远”的诗风(64)《龙眠风雅初编》卷一五，《龙眠风雅全编》(二)，第497页。，与钟惺“诗为清物”的诗学主张及竟陵派“深幽孤峭”的审美追求极为合拍(65)分别见钟惺《简远堂近诗序》，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9～250页。。张氏作为抗清而死的官员兼诗人，自然得到桐城后学的景仰，故效其宗尚竟陵派者亦复有人，如姚孙森诗，“初学竟陵”(66)《龙眠风雅初编》卷四五，《龙眠风雅全编》(四)，第1787页。又，钱澄之《姚珠树诗引》云：“公诗初学竟陵，喜刻露。”见《田间文集》卷一六，第296页。。然正如钱谦益所言，钟、谭等人“以凄声寒魄为致”，呈“鬼趣”“兵象”(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1页。。桐城诗人学竟陵派，亦难以避免“寒瘦”的弊病。为矫正此种风气，潘江以白氏平易诗风救之。可一弊未革，一弊又生。竟陵派原是鉴于公安派“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的习气，方提倡“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审美旨趣(68)钟惺：《古诗归序》，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第351页。；而潘江以长庆体挽救学竟陵者之失，结果又走上了公安派的老路，他自云未料到其流弊至于“浅率”，“如打油、钉铰之类”，只好再次纠偏，“继取韩昌黎诘屈聱牙之体而优孟之”(69)《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很显然，潘江未能汲取公安派创作的教训，其援笔而成的宗白诗风以失败而告终。

相比之下，方文的苦吟带来了创作的成功。潘江述其作诗状态云：“其为诗，陶冶性灵，流连物态，不屑为章句绘之学。间有径率之句，颇为承学口实，然尔止实苦吟，含咀宫商，日锻月炼，凡人所轻忽视之者，皆其呕心刻腑而出之者也。”(70)《龙眠风雅初编》卷三三，《龙眠风雅全编》(三)，第1233页。方氏本人在诗中吟咏此种状态云：“吟声切切似秋虫，每到秋来吟更工。最是夜深人静后，满阶槐影月明中。”(71)《嵞山集·嵞山续集·鲁游草》，第755页。他还常用“苦吟”夸赞友人对作诗的投入。同时，钱澄之作诗也重苦吟，他由切身体验感受到，“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72)钱澄之：《陈官仪诗说》，《田间文集》卷八，第149页。，并且从理论上揭示“诗贵苦吟”的必要：

为诗者，有天事焉，有人事焉。若夫性情、气韵、声调之间，皆天之为也，不可强也。至于谋篇、造句，则人事之所由尽矣。夫篇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起结开合，变化无端，顿挫抑扬，自然节奏，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不可以有意为也。唯造句，则心欲细而功欲苦，是以诗贵于苦吟也。

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期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许也。于是惨淡经营，索之久而不得，而置之，而此一字忽然现前，乃真不可易矣。(73)钱澄之：《诗说赠魏丹石》，《田间文集》卷八，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