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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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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古典范的树立

明清之际，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及拟古诗风在诗坛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弊端也遭到时人的批判。桐城一地亦是如此。潘江提倡白居易乃至长庆体的契机，乃在于矫正里人“效王、李则患郛郭”之病(44)《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对于七子派尤其是前七子，他并不一概否定，而是视他们为传统诗学的继承者。《与方直之论诗》其一云：

雅音不可闻，狂澜伊谁砥。煌煌三百篇，汉魏继余晷。下视齐与梁，有如繁星尔。陶公振靡趋，杜老研微旨。沿至成弘间，信阳差可拟。北地洵沉雄，其质近于俚。玄风渺难攀，嗣徽唯王李。奈何后来人，翩然饰容止。钟谭固为非，王李未能是。所以畅微言，努力追正始。悠悠四海云，斯道在吾里。(45)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一，《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

他将何景明置于陶渊明及杜甫之后，推为“雅音”在唐代以后的继承者；于李梦阳，虽不满其质而近俚的诗风，但对其“沉雄”之气概亦表现出赞赏之意。也就是说，潘氏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并不反感，认同拟古是作诗的必要之途。正因如此，效法李、何者得到他的肯定，他在上诗其二中又说：“汝叔更老成，出入何与李。”(46)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二，《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方其义之叔中有诗名者当为方文，在潘江看来，方文之所以能更老成，是因为其诗得益于前七子的两位领袖。同样，吴德操“上薄曹、刘，下蹑何、李”之作，潘氏赞为“有牢笼今古之概”；叶士瑛诗“力摹初、盛，不袭郊、岛”，吴道约诗“沉博绝丽，规模汉、唐”(47)分别见《龙眠风雅初编》卷三九、二八、三六，《龙眠风雅全编》(四)(三)，第1523页、1038页、1401页。，他都毫不吝啬地予以赞美。

然而对于后七子，尤其是王世贞与李攀龙，潘江则持否定态度，二人虽是前七子的“嗣徽”者，但其“翩然饰容止”的模拟之风却令他反感。后七子的“郛郭”在于模拟古人过于看重外在，忽视根本。而里中诗人效法王、李，不免也有此种弊病。诚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李、何的拟古，但相比于王、李，更认同前者。为救治拟古之病，甚至李、何也不是最理想的榜样，他们将白居易树立为学古的典范。潘江曾与许来惠、方文等云：“长庆如元微之、白乐天，舒写性灵，钧陶物类，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人所欲言，极有唐诗人之变化，不可以洗近日词家之饾饤窠臼乎？”(48)许来惠：《木厓诗集序》，《木厓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6页。可见他们提倡乐天及长庆体诗，意在力挽拟古的“郛郭”或“饾饤窠臼”之陋。白居易学杜甫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学古法则。

首先，桐城诗人认为，白居易与元稹俱仰慕杜甫，并非谬附。潘江云：“香山入蜀，望浣花里而祀之；元微之亦云：‘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则元、白意中，何尝不好杜？抑何尝袭杜哉。今人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乌知其异世同揆也。”(49)潘江：《读白香山诗十韵序》，《木厓集》卷二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25页。潘氏所云“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之“今人”具体指谁虽不可考，但其时定有一种观点割裂元、白与杜甫之间的联系。对于此种观点，桐城诗人无疑是批判的，他们以元白的实际行动，力证二人好杜是出于真心，而非虚情。

其次，桐城诗人并不赞同白劣于杜论。此前诗史盛行杜优白劣论，苏辙云：“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50)《诗病五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9页。张戒的观点更为鲜明：“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5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7页。均褒杜而贬白。对于此类观点，方文甚为反感，他曾语周亮工云：“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独步，非香山所可几，岂足为通论乎！”在他看来，杜、白二人虽气格、声律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52)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西江游草》卷首，第772页。因此不能从表面上来比较杜白之优劣，而一旦深入到内在，则二家实异世而同揆，异辙而合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