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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的诗歌创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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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歌善于用叙事的手法写时事，通过对典型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描绘，展示整个时代的大背景。白居易继承了这一创作精神，并提出“歌诗合为事而做”的创作理念。方文学习杜、白诗歌，正是发展了这种诗歌的写实化倾向。李明睿在《徐杭游草序》中称嵞山诗“妙于序事”，并解释说：“《诗》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怨女征夫流连缱绻，感怀而作，其间无非直写意中之事，而情与景皆在其中……故谓之曰序事。”[1]627方文的诗歌写一己之遭遇，往往能与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对个人悲欢的描述中体现社会的动荡。如《捉船行》，本是写自己乘船的经历，却绝妙地勾勒了当时官兵捉船、船夫苦苦躲避的社会现实：“吴阊一路兵捉船，榜人奔窜芦草边。三日无日不敢出，夜夜惊呼那得眠。”[1]650又如他的《大明湖歌》[1]717，写其二十年后重游大明湖，回忆姐夫张秉文在此抗敌而死，张之一妻一妾投湖相殉，另一妾忍辱躲过敌兵搜查、抚养三个儿女的事迹。全文平铺直叙，先描绘前明时济南大明湖内人们小船载酒采莲的盛况，次转入崇祯十一年，辽海铁骑前锋直抵济南，济南城破，忠臣节妇纷纷捐躯，战争过后“城中杀戮十余万，家家骨肉哀嚎呼”。全面地记述了清兵南下、城池失守的惨状和当年忠臣节妇殉国忍辱的贞烈事迹，而诗人自述“弟恐年久事湮没，因作此诗告吾徒”，则郑重地表白了诗人对诗歌创作寄予的重任：即记述时事，不让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湮没在历史中。诗歌的社会功能在这一点上得到体现。

明人胡震亨认为，诗歌语言的通俗化倾向起于杜甫，“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5]。白居易却格外注重杜甫语言晓畅浅显的一面，并竭力赞扬和模仿，甚至要求诗歌语言要至于老妪能解。方文既学杜、白，则自然平实的语言也是方文诗歌最重要的特色。纪范在《徐杭游草》的题词中就称嵞山诗的语言“冲口而出，如老父话桑麻”[1]633。方文的诗歌中没有生僻的典故，也没有生涩的用词，诗歌多是用家常语写来，不刻意追求工整雅致，而力求通俗易懂，像他的《四月四日龙河阻雨》就写到：“四月一日至四日，田家于此候阴晴。一二三日晴则稔，今年三日俱晴明。四日宜雨雨果大，今秋农事端有成。吾乡苦遭三岁旱，见说丰稔先怡情。但叫场圃有余粒，客路棲迟无叹声。”[1]166直写农家之事，全用俗语，甚至于诗后注云：“宋孔毅父《谈苑》载古谣云‘一日雨，百草枯，二日雨，傍山居，三日雨，骑木驴，四日雨，农有余。’骑木驴者，谓踏车也。”解释了诗歌何以作如此语，使人能够对诗歌所叙述的晴雨状况了然于心。这样的创作方法正与白居易的诗歌主张遥相呼应。

三、嵞山诗的时代特色

对明代诗坛富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之一是主张尊唐绌宋的七子派，他们倡导诗歌“主情”，重兴象，重格调，尤其注重诗中字音的清浊、抑扬、平仄的组合所引起的音乐美；另一个就是晚明兴起的公安派，他们拈出“性灵”二字，主张写诗要信手信口，直抒性灵。公安派并不专门去宗法哪一种诗歌理论，所以从整体趋势上看，明代的诗学态度是尊唐绌宋，尤其是以盛唐诗为标杆的。

明代灭亡，清代继起。士人在经受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后，把明朝灭亡的一部分原因推向晚明人“空谈心性”。清代“实学”兴起后，求实的风气很快席卷了诗坛，强调诗歌的性情要以学问为根底。清代许多诗人虽未明确提出学习宋诗，实际上却已沾染了宋诗的习气，清初评论家遂有“祧唐祢宋”一说。方文作为明清转关间的重要诗人，其诗歌风格恰恰切合了时代潮流，既抒发性灵之真，把诗歌作为情感表达的手段，又不愿空谈心性，不徒耗精力于诗律的雕琢，而要求学问之实。

抒发性灵之真，为明末公安派大力提倡。他们认为诗歌应该张扬个性，表现真情，抒写“真我”，诗歌语言应该浅白易懂，甚至不避俚俗，不加雕饰，冲口而出。方文的诗歌在表现真性情和追求语言的平易上与公安派的主张殊相契合。但公安三袁的时代，是朝政崩坏、社会风气耽于享乐的时代，是濒临末世、一群人奢靡纵欲的时代，而当时主宰士大夫思想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其中的王学左派的何心隐、李贽等更是主张率性而行，纯任自然。因此，公安派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率真自然，竟发展到“恬不知耻”的地步，许多极端恶劣的行径都被不加隐晦地写进诗里。方文在这一点上却与其不同，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所以极力提倡守持古道，质性高洁，要有“忠臣孝子”之心，他的诗歌虽然也是直抒性情，常写俗屑的小事，但始终把握着道德的标尺，不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