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北方书法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状况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 年），蒙古铁骑踏入金朝境内，开始了征伐之旅。1234 年，称雄北方一百余年的金朝灭亡，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北方地区纳入大蒙古国版图。

历经二十余年的蒙、金战争，对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城池毁废，人口锐减，正所谓“元兵入中原，北风所向，无不摧灭”。

特别是金朝原本继承辽、北宋而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原汉文化，又一次遭到灭顶之灾，学校焚毁，典籍殆尽，文人儒士流离失所，对北方书法的发展无疑造成沉重打击。

所幸的是，金亡以后，在一些有识之士如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汉族士人作为“治天下匠”的作用，建立儒籍，安置汉族文人，成立编修所，恢复学校，注重汉文化的保护与恢复。

特别是 1251 年以后，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份受命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潜邸旧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开始重用汉人，倡导儒学，推行汉法。

及其称帝，在许衡、姚枢、王鹗、刘秉忠、王恽等人倡导之下，制礼乐、兴学校，汉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汉文化核心内容的书法艺术，也经历了一场由衰败到恢复的洗礼，在继承金代书风的基础上又有所创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书法风貌。

01元初北方书法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1.金元之际汉文化的衰落

同样为少数民族的金朝统治者，在灭辽驱宋以后，踞守中原，逐渐汲取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明，自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的尊孔倡儒，经世宗、章宗之治，“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在这个过程中，金人逐渐将具有浓厚草原文化特征的女真文化蜕变成为与中原汉文化相融合的金源文化，乃有学者认为金代文化是“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其文化发展的成就，在某些方面亦非北宋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

从客观上讲，金源文化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是足与宋、辽并驾齐驱的。

然而到了章宗末期，国势日渐衰退，“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

从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 年）起，蒙古大军的入侵使得金代文化发展盛况开始画上了一个不情愿的句号，临时逃避性的“贞祐南渡”也未能阻挡衰落的进程。

军事上的失利导致社会动荡，政治紊乱，科举泛滥，胥吏得宠，以致“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

士风日下。其间虽有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等人崇尚“古学”，力图革弊振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

直到金末，衰弊的士风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同时从蒙古军队大举伐金到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 年）蒙古灭金这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中，给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汉文化的发展衰落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期。

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文人数量锐减。由于蒙古入侵中原是纯掠夺性的，以占领地和利用资源为主，文人是汉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战争的无情碾压，使得文人数量大幅递减，也使汉文化在蒙古大军的屠刀之下如同当风秉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二，文人地位丧失。文人儒士向来为承平社会当中地位之优尊者，大批文人可以通过科举而步入仕途，加官进爵，以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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