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巅峰，曹操的高度，曹丕的广度，曹(2)

在文学造诣方面，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对于自己的文学修养有过评价：“背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当然这里面有曹丕自夸其德的嫌疑，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文帝本纪》中，说曹丕著作：“所勒成垂百篇”。说明曹丕的诗作颇丰，没有前期的积累，想要提笔成文那是不可能的。通过上述记载，我们了解到曹丕博览群书、见识不凡、著作颇丰。

他的《典论》一书现存三篇，其中《论文》为重要的文学批判文献。

在《论文》中曹丕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重视文学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身份和地位，发表这样的议论又如此强调，则可以说明他在提倡文学、鼓励著述的用意。建安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的提倡和领导。当时很多文人被曹操所接纳，在邺城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这个集团的顶端，是曹操高高在上，而曹植又年轻不足以服众，因此建安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曹丕。曹操是提拔文人雅士们做官，曹丕和曹植则是和他们交朋友，曹丕重视他们的文学创作，提倡和鼓励的作用更为明显。

曹丕自己作诗更倾向于民歌化，在通俗语言的作用上更加努力，因此尽管才华不及曹植，但在建安文学的民歌化这一特点上，曹丕的诗作表现的十分突出。不加雕饰、如同白话，是曹丕的诗作最突出的特点。

如《上留田行》中的“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又有《艳歌何尝行》里所说的“长兄为二千石，中兄彼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

这些语言几乎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没有分别，通过字面的意思，就很容易让人理解，因此才会广为流传。

在诗作创新上，曹丕也走在了整个建安文学集团的最前面。曹丕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当时还没有文人做这方面的尝试，同时曹丕所创作的六言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他人当时不过刚开始尝试而已。诗作的形式多样，是曹丕有别于他人的突出特征。

另外，曹丕的诗作中有很多描写男女相恋和离别的题材，好像只要是言情的题目，曹丕都不肯放过，有的还是带别人言情。

如曹丕为一首诗写的序中就提到：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

因此，曹丕文学成就尽管气势不如曹操，才思不及曹植，但对于建安文学，起到了很好的领导作用，对建安文学的创新，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于建安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曹植。在曹操的心目中曹植不仅才思敏捷，在兄弟之中最有才能，且可托付大事，因此曹操曾经一度动了立曹植继位的念头。但曹植的“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因此，最终放弃了立曹植为继承人的念头。

曹植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曹丕继承帝位为分界点。在曹丕继承帝位之前，曹植的创作主要表达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对于报效国家的向往，对于建功立业的追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写照。曹植渴望在军事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却没有机会，在他的诗作《赠徐斡》里就可以看出曹植的怀才不遇：

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

知己怀才不遇，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同命相怜则为知己，既是生之幸事又是生之不幸。

曹植后期的诗作，是他在痛苦生活中培育出来的，多有慷慨之言。尽管他一直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曹丕也好，曹叡也罢，都对他严加提防，失去了自由之身的曹植，只能通过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如名作《赠白马王彪》七章就是交织着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的长诗。这首诗创作的同年五月，曹植和曹彰、曹彪到洛阳朝见天子曹丕，曹彰到洛阳之后不久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曹植、曹彪在七月离开洛阳时还不能同行。分手的时候，曹植十分伤感，他既担心自己和曹彰一样，死的不明不白，也怨恨兄弟相残，这种违背人伦之事。通过这首诗第三章的“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四句，曹植痛骂小人搬弄是非、离间骨肉，对于朝廷的愤怒，他只能这样发泄。第久章写出了生死离别之感，既哀伤曹彰的永远逝去，也为自己的处境和曹彪的未来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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