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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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於北人远甚。彼等巧於比类，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於北人远甚。彼等巧於比类，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於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於北方，则南人之富於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於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於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於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於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於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於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婉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此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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