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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鏐 | “一二·九”文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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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 历史学家程应鏐（1916—1994）青年时代先后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投身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
历史学家程应鏐（1916—1994）青年时代先后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投身抗日战争。今天就来读读这位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学者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吧。
青年时代的程应鏐
?一
天蓝（王名衡）去世不久，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常常乘夜不眠出现在眼前；1936年春天，西山顶上的白雪已逐渐消溶，未名湖上荡漾着清波，在五楼的一间学生宿舍，天蓝和我邀集的七八位青年，讨论着大学艺文社的成立。
记得参加这次讨论成立大学艺文社的有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吴其仁，神情凝重；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词锋尖锐；还有历史系的学生戴振辉，象个学者，性格沉静，发言时，必言之有据；此外，还有一位清华同学林传鼎。他们都是天蓝在浙江大学的同学，因为反对校长郭任远，先后都离开了浙江大学，来到清华大学学习。参加讨论的燕京的学生，除了天蓝和我，还有余建亭（朱哲均），他学物理，年纪最小。我们参加了十二月九日那天游行，又参加了“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冲进了西便门，直至前门，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呼声中，结成了友谊。
由于我的关系，那天集会，还有从上海来北京才三个多月的刘春（刘伯文）。两年多后，我们才知道刘春那时已经是中共党员。对于天蓝和我，刘春都有过影响。他给我们介绍《铁流》、《红萝卜须》以及我后来广为宣传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当时只能在地下流传，市上是买不到的。刘春的文学简介，使我感到新鲜，有一种名为《忘川》的文学刊物，是他和衷落霞（衷俊）编的。落霞那时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大学艺文社决定出版一种综合性的文学社会科学期刊，即以《大学艺文》为名。印刷费是大家凑的，一人五元。刊物出版了，编辑和发行工作都是在未名湖畔进行的。天蓝写诗，我写小说，刘春也写小说。我们用的都是笔名，我只记得我那时用的还不是流金而是徐芳。清华几位同学都有译作，戴振辉写的是历史论文。中国大学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讲师叫许鸿，思想进步，我们请他写文章。《大学艺文》创刊号，就有他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大作。刊物只印了两期，分文收不回来，只得停刊了。
抗日战争开始，天蓝在长沙借读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后来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借读。1937年秋，天蓝从长沙到武汉，我们在这里见了面。他说要到北方去，不回长沙了。1938年四月在延安，我和他不期而遇。三十九年之后，1977年的秋天，又在北京和他相逢。我和他去看刘春，他的身体不好，对《大学艺文》的回忆却如新。当时，我曾作两首律诗，有句云：“春归上郡曾相见，地覆天翻四十度。”追忆解放后他在沈阳东北总工会和我写信，说：“辽海曾传一纸书，叮咛语重绘新图，从来大笔关群众，岂有文雄媚独夫。”对我，不仅是以写作相期，还希望我深入群众，深入工农，“不媚独夫”。
回忆有时是愉快的，在回忆中似乎忘却了对老友死去的哀悼。
?二
“一二·九”之后，燕京也成立了文艺组织，即以“一二·九”为名，称“一二·九文艺社”。参加文艺社的人，现在还记得的，有柯家龙、余焕栋、张非垢（张福垕）、白汝瑗（玲君）、郭心晖（郭蕊）、杜含英（杜若）、王维明、葛力（力野）、周游（夏得齐）、宋奇（悌芬），还有天蓝和我。非垢、玲君、天蓝、郭蕊都写诗。非垢的故乡是河南，他的诗作，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直到现在，我似乎还闻得出来。非垢死去已二十七年了。56年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他，依然是过去朴朴实实的样子，这是他已是国家体委的副主任了。郭蕊、玲君的诗，意象新巧。郭蕊是一位有才华的心理系的女生。抗日战争后，天蓝在山西，创作《队长骑马而去了》，发表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七月》上，刚健清新，大家都以为是一篇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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