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访｜陈福民：发挥文学笔法，呈现历史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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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福民： 我19996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业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工作。相信不少人对我的工作印象就是专业词汇、研究论文、著作。这些

陈福民：我19996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业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工作。相信不少人对我的工作印象就是专业词汇、研究论文、著作。这些东西在圈内总有人在看，写得好可以成为同行或者后辈的参考对象，写得不好，总有更好的人能站出来写出优秀的著作。你提到“学术生产”，这个词最原始的本意是工作和产出。但是近几百年来，现代学术已经变得复杂。确实不排除一些生产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就像在现代生产体系下，生产并不直接对应需要，甚至是过剩的。那么在当下，学术生产的必要性和必需性在哪里呢。情况比较复杂。我认为，对应的需求没有那么直接了。这个时代，事情已经不只是有两面，而且也不是“这一面是对的，那一面是错的。”如果是这样，那就简单，直接放弃错的那一面就行了。现在事情往往有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每个面怎么协调、评判，对人的智商、情商和判断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封面新闻：我注意到一些文学批评使用比较夹生的专业术语，行文缺乏文采，思想和见解未必多深刻。整个评论文章读起来缺乏吸引力。而且当下不少文学批评似乎过于强调夸奖、肯定，罕见对问题的指正。作为文学批评家，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在您看来怎样的文学评论才是好的文学评论？

陈福民：关于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历来比较模糊，争议较多。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就是对文本和作家的阐释；也有人认为文学批评是独立的创作，不是作品的附庸，归根结底阐释的是自己。但总体来说，文学批评的理想时光已经过去了。文学批评的黄金年代在19世纪。文学批评是跟当时整体的思想氛围是一致的。黄金时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伟大的社会政论。文学批评不只是讨论文学作品，还会研讨社会问题、时代问题，需要与大众读者沟通交流；之后随着时代特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的沟通变少了，变成圈内的事情。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虽然大家都说这些年，文学读者的数量在降低。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纵然文学热潮过去，仍然可以养活一个行业。但是，尽管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文学的门槛变低了，然而文学圈子（包括创作和批评）却变得越来越收缩，普通读者看得懂又真正感兴趣的不多了。过去人们会用大众容易懂的语言去表达，现在大多已变成都是文学圈内的事儿。 在这个圈内，每个人的批评才华、批评方法有差别。可能你看到的一些不太理想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但我想说的是，不能单独来看文学批评，而要考虑到我们身处的时代跟此前批评的黄金时代是不一样的。在当下工业时代、商业文明的条件下，文学批评变得更复杂，没法像以前那样单纯了，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文学批评的状况不仅跟批评家的才能水平（主观）有关，还和社会状况（客观）有关。

陈子昂的孤独不只是怀才不遇，而是被幽州激发出的一种更深邃、博大的孤寂

封面新闻：在《北纬四十度》中，你有一番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解释，很新颖很深刻。你认为陈子昂写出这首诗跟幽州这个地方的地理状况及其地方政治经济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你指出他用“怆然”，而不是“慨然”、“凄然”、“凛然”等，是因为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满满感受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

陈福民：从我第一次接触这首诗至今40年代来，我从没见过真正到位的解读，这让我一直如鲠在喉。一般都只是解释说陈子昂的孤独是因为朝廷不尊重人才，他本人受到排挤，怀才不遇等等。我认为这种解释还是太表面太单一了。我认为陈子昂的孤独，更主要是被当时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所触发出的一种更深邃、博大的孤寂。

封面新闻：关于读书和写作，有什么特别愿意分享的心得？

陈福民：我认可陆游说的，汝果欲写诗，功夫在诗外。一个好的文学写作者，功夫一定不能只局限于文学。一定要注意培养综合知识素养。知识是世界的窗口，是我们跟世界打交道的工具，是看待世界的一个尺度。如果一个人仅仅从文学的视角去看世界，那么他或者她的世界往往是一个主观构造的世界。这个时候，作者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读者凭什么愿意进入你这个世界？你的世界真的比别人的世界有优先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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