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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胡学文《有生》，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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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去乡土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虚实处理，小说被题材、人物、情节绑架得特别重，推进艰难。但是这部小说通过过滤的方式、反思的方式、抒情的方式，
“过去乡土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虚实处理，小说被题材、人物、情节绑架得特别重，推进艰难。但是这部小说通过过滤的方式、反思的方式、抒情的方式，把生命的艰难以一种超越性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更深的挖掘，看到它隐含的东西、象征的东西。”吴义勤说。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提到《有生》的结构让他想到了织布机——在过去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正是这样的结构，让人觉得这一部长篇巨作既是厚重的，又是空灵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总体结构是伞状的、穿梭的，但叙述是利落的，逻辑线也清楚，每一章都是结实的。”
不过，批评家们也对《有生》结构的完善提出更多意见。“胡学文是不甘心平铺直叙的，于是采用了一种来回穿插历史片段的写法，就有了先锋派和蒙太奇的效果。这是否会对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这一点我有所疑问。”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丁帆还提出了另一种设想：“一端是祖奶乔大梅的历史故事，一端是麦香这些后来人的当下故事，两端齐头并进，最后像一条隧道或一座大桥一样合拢，合拢的最后时段可能落在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这部小说的意涵也完全不同。”
中国乡土小说最后的绝唱者？
看到书名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很自然地想到了一句“天地有大德曰生”。“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小说的叙述声音、语调和叙述内容之间，产生出很大的张力。也就是说，不管小说写到了多少苦难，它的声音、语调都不是被内容压倒的，能散发出很多丰富的东西。也是在这样的张力中，以往我们关于农民、土地、北方的印象会被不断地打破。 ”
他表示，人们似乎很怕看百年中国史，特别是百年中国乡土史，因为这样的叙述总是单调的，不好玩的。“可我们在胡学文的小说里看到很多在过去书写中被压抑的东西，那是这片大地上的生生不息。”
在丁帆看来，胡学文这一代“60后”作家或许是中国乡土小说最后的绝唱者。“为什么？因为很多‘70后'‘80后'作家没有直接的乡土经验，他们写出来的乡土很可能是从父辈那听来的、从史料那看来的，这样的东西在我这种有充分乡土农耕经验的人看来很可能就是‘伪乡土'。”他认为，《有生》中的风情风俗、婚丧嫁娶以及农事专有名词，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农业劳作的人根本写不出来的。
“胡学文对乡村生活，尤其是塞外的乡村生活实在太熟悉了，小说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和其他的乡土小说全然不同。”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特别强调了《有生》对于细节的书写和想象，“小说最要紧的是细节，细节不能虚构，一定要来自于生活。与此同时，胡学文在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想象，最典型的就是虚构出祖奶这样一个人物。强大的想象如果是准确的，会比真实的事物更能呼唤内心的世界。”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申霞艳则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位男性作家敏锐又强大的同情心，以及理解女性的细微感情。“我们常说中国连绵不绝的历史，这其中有我们对生命本身的崇拜，所以《有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接近于生命的一种奥妙——人虽然要经受苦难，但人能在苦难里看到光辉。”她尤其欣赏胡学文在听觉这方面细节的笔墨：“他写丰富的声音，写乡土世界的植物、动物、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家本人强烈的求知欲。”
在传统中国寻找感情，寻找现代生命的支撑
对于《有生》，胡学文自言“是一部怎么生，如何活，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小说。”
在王彬彬看来，胡学文或许更想在传统中国而非乡土中国里寻找一种现代精神资源，一种现代生命的支撑和基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小说里主要看到了众多乡村人物的各种“痴”：祖奶、如花、喜鹊、毛根、罗包等等都各有各的“痴”，“痴”构成了他们生活和生命的绝对中心。“我们的乡土文学到底还剩下什么值得写？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们一直都在追求写出国民，包括那些看似简单粗糙麻木愚黯的乡村人物的情感世界，还要写得符合人情物理的逻辑。《有生》正是继承这一传统，始终聚焦乡村人物个体情感的微世界与微历史，由此显出作者不俗的造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直言《有生》最成功的地方还是在“写实”。“小说容量非常大，精细到物，比如乌鸦和蚂蚁，都极具神秘诗学意味和象征意义。他写人死在矿井里，死在黑暗里，所以用乌鸦隐喻生命的终结方式；蚂蚁是不为他人知的，只有祖奶感觉这个东西在身上乱窜，这是否也隐喻着他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痛苦？这些意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他说，我们动辄强调百年史，追逐史诗性，但这样或许也限制了对作品更多层面的阐释——比如，从生命哲学、个人情感的角度来看待它。
文章来源：《北方文学》 网址: http://www.bfwxzz.cn/zonghexinwen/2021/0210/6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