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南北方差异愈发显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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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比传统产业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前期，特别是在产品研发上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如何通过更多更有效的渠道获得融资，成为科创型企业能否成

相比传统产业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前期，特别是在产品研发上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如何通过更多更有效的渠道获得融资，成为科创型企业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重要因素。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8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一共3561家。这其中，浙江430家，江苏397家，上海287家，安徽104家，也就是说，长三角三省一市一共1218家A股上市公司，占沪深两市A股总量的34%。目前，浙江、江苏、上海的A股上市公司总量分列全国各省份上市公司总量的二、三、四名，次于广东。

此外，黄汉权表示，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差异性也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开发和生产上，需要很多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靠近消费品领域的制造业，我国比较强的两个区域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区域在产业上下游的关联度、物流成本和信息交流等方面都比较便利，而且在人力资源方面相对更丰富一些。”黄汉权对记者说。

对于上述问题，张振翼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

张振翼认为，从产业结构来说，原来北方整体的产业结构偏重，而南方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轻。如今，像化工、钢铁等比较重的产业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潜在增速下滑。而电子信息制造等则有较多升级机会，比如从深圳的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上就跨界诞生了大疆和迈瑞这样的优秀企业。此外，受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的影响，南方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结合方面也走得更为靠前。

高新技术企业更看重啥

对佘元博来说，城市的人文氛围、政府的服务意识、政策支持等方面，成为吸引他扎根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佘元博告诉本刊记者：“从企业自身来说，需要更低成本的人力，以及更优越的政策环境。满足这些条件，企业自然愿意到这里来。”

张振翼对本刊记者表示，要想缩小差距，一方面要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

“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边倒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做得很好。政府要持续引导企业去转型，而不是单方面淘汰某些产业，寄希望于赶超型产业。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张振翼说。

作为传统经济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曾一度领先全国。但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与领先省份之间拉开了不小的差距。2018年两会期间，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曾自揭“短板”，对标杆找山东的差距。刘家义历数近年来山东发展之落后，认为山东面临着“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窘境，提出山东需要“新旧动能转换”。

张振翼认为，只有从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出发，才能真正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长三角已成这一产业集聚地之一。纵观长三角区域，上海明确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优先战略，力争建设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目前拥有22家“中国人工智能100强企业”，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700亿元左右，核心企业达150多家；江苏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希望到2020年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浙江则力争到2022年，培育20家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形成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500亿元以上；安徽集聚了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数百家上下游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如今，新兴产业集群对地方转型升级带动作用增强。据悉，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40%，福建泉州和湖北武汉的集成电路、湖南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安徽合肥的平板显示等都实现了集聚发展。

“如果是把高新技术企业看成种子，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土壤、水分、良好的空气，以及外部的阳光。”黄汉权告诉本刊记者，“首先要搭建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其次政府要提供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培养好的人才和创新环境。缩小差距不能只靠一两个企业，还需要政府做好服务。”

南方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北方的2.18倍据了解，2018年，全国有16个城市迈入了万亿俱乐部门槛，但位于北方的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其他13个城市全部在南方。今年前两批科创板受理名单中，南方企业占据15家，北方企业仅占2家。不仅是经济发展上，南北方在高新技术企业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差异性。今年是爱啃萝卜机器人技术（深圳）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CEO佘元博在深圳创业的第四年。2015年，佘元博和他的技术团队在对比深圳、杭州、南京和上海几个地方的优劣势之后，决定在深圳成立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这就是爱啃萝卜机器人技术（深圳）有限责任公司。就在同一年，深圳市政府以1号文件发布打造深圳标准构建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指导意见及行动计划，提出一条标准先行、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绿色低碳的质量型发展新路。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自主移动机器人研发团队之一，佘元博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深圳智能制造产业链比较发达，创业氛围浓厚，资本、人才、政府环境较好，让他选择在这里开启创业梦想。如今，全国各地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愈发重视，都在大力吸引像佘元博和他的公司之类的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也相继推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倍增计划。但事实上，南北方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南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是北方的2.18倍，有效专利数量是北方的2.51倍，南方研发人员数量是北方的1.75倍。这组数据显示出，南北方在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也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现状相吻合。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分布差异明显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技术产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均呈现较快增长。《2018高技术发展报告》指出，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2.46万家持续增加到2016年的3.08万家，年均增幅达5.74%。产业集中度快速提升，企均主营业务收入为4.99亿元/家，为2012年的1.2倍。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城市、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据2019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数据显示，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南北方的差异却愈发显著。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任志武曾表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57.4%上升到2018年上半年的62%，多数南方省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从“东西差异”变为“南北差距”，经济增速“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现象持续演进。>> 在山东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工人们在制造连续油管车。 IC photo据了解，2018年，全国有16个城市迈入了万亿俱乐部门槛，但位于北方的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其他13个城市全部在南方。今年前两批科创板受理名单中，南方企业占据15家，北方企业仅占2家。不仅是经济发展上，南北方在高新技术企业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差异性。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体量上位居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样处于领跑地位，多达3.3万余家，甚至超过了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总和。从各个省份来看，不同地方高新企业数量的差距颇大，主要分布在京津、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强省会城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方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北方要多一些。在国家信息中心新兴产业处副处长张振翼的眼中，南方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数量比较多，北方相对比较少一些。大多企业落户南方被这些因素吸引为什么大多数的高新技术企业选择落户南方？黄汉权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体制机制灵活性有所差异。因为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开放比较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与此同时，南北的营商环境也有所差距。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显示，我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北京、西安为北方城市，其余八座城市均在南方。不仅仅是营商环境的差异性，黄汉权认为，由于南方更靠近资本市场，在融资方面更有便利性。比如中国的两大资本市场都在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企业更靠近资本市场。相比传统产业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前期，特别是在产品研发上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如何通过更多更有效的渠道获得融资，成为科创型企业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重要因素。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8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一共3561家。这其中，浙江430家，江苏397家，上海287家，安徽104家，也就是说，长三角三省一市一共1218家A股上市公司，占沪深两市A股总量的34%。目前，浙江、江苏、上海的A股上市公司总量分列全国各省份上市公司总量的二、三、四名，次于广东。此外，黄汉权表示，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差异性也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开发和生产上，需要很多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靠近消费品领域的制造业，我国比较强的两个区域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区域在产业上下游的关联度、物流成本和信息交流等方面都比较便利，而且在人力资源方面相对更丰富一些。”黄汉权对记者说。对于上述问题，张振翼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张振翼认为，从产业结构来说，原来北方整体的产业结构偏重，而南方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轻。如今，像化工、钢铁等比较重的产业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潜在增速下滑。而电子信息制造等则有较多升级机会，比如从深圳的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上就跨界诞生了大疆和迈瑞这样的优秀企业。此外，受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的影响，南方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结合方面也走得更为靠前。高新技术企业更看重啥对佘元博来说，城市的人文氛围、政府的服务意识、政策支持等方面，成为吸引他扎根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佘元博告诉本刊记者：“从企业自身来说，需要更低成本的人力，以及更优越的政策环境。满足这些条件，企业自然愿意到这里来。”张振翼对本刊记者表示，要想缩小差距，一方面要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边倒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做得很好。政府要持续引导企业去转型，而不是单方面淘汰某些产业，寄希望于赶超型产业。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张振翼说。作为传统经济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曾一度领先全国。但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与领先省份之间拉开了不小的差距。2018年两会期间，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曾自揭“短板”，对标杆找山东的差距。刘家义历数近年来山东发展之落后，认为山东面临着“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窘境，提出山东需要“新旧动能转换”。张振翼认为，只有从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出发，才能真正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长三角已成这一产业集聚地之一。纵观长三角区域，上海明确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优先战略，力争建设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目前拥有22家“中国人工智能100强企业”，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700亿元左右，核心企业达150多家；江苏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希望到2020年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浙江则力争到2022年，培育20家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形成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500亿元以上；安徽集聚了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数百家上下游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如今，新兴产业集群对地方转型升级带动作用增强。据悉，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40%，福建泉州和湖北武汉的集成电路、湖南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安徽合肥的平板显示等都实现了集聚发展。“如果是把高新技术企业看成种子，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土壤、水分、良好的空气，以及外部的阳光。”黄汉权告诉本刊记者，“首先要搭建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其次政府要提供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培养好的人才和创新环境。缩小差距不能只靠一两个企业，还需要政府做好服务。”

文章来源：《北方文学》 网址: http://www.bfwxzz.cn/qikandaodu/2020/1225/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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